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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魏忠贤和厂卫们为何敢把酷刑当成比赛

发布时间:2019-08-21 17:57:43 编辑:笔名

宦官魏忠贤和厂卫们 为何敢把酷刑当成比赛?

明朝“厂卫”(东厂、西厂、锦衣卫)特务横行不法,是当时一大公害。清朝张廷玉等著《明史》中揭露说:“东厂番役横行,所缉访无论虚实辄糜烂。”说的是凡被东厂特务侦查捕捉的人,无论是否有罪,都要被他们打得皮开肉绽。《明史?刑法志》中记载了“厂卫”特务们一次“坐赃比较”,今天读来也令人毛骨悚然。

天启年间,锦衣卫指挥使田尔耕及镇抚许显纯,伙同孙云鹤、杨寰、崔应元等“厂卫”爪牙协助做恶。在审问左副都御史杨涟、佥都御史左光斗等人的案件中,曾经展开了一场“坐赃比较”。这场“比赛”看谁收“犯人”的贿金最多,并规定以两天为期,送钱不足定额的就动用全刑,即械具、镣铐、棍棒、拶子(夹手指)、夹棍。

五种刑具全都用上,犯人就会呼天喊地,血肉溃烂,来回翻腾,求死不得。在现场指挥的许显纯神态自若,照样谩骂不停。一天晚上,他命令囚犯分开住宿。于是,狱卒们就议论说:“今天晚上有当‘壁挺’的了。”“壁挺”,是狱中处死犯人的黑话。第二天,杨涟死了,左光斗等人也相继被锁住头部拉扯致死。每个人死后,都停尸几天,然后用苇席裹着送出牢房,蛆虫把尸体都啃烂了。狱中的事情很保密,死者的家属对亲人是哪天死的都不知道

田尔耕、许显纯等人缘何如此狠毒至极,敢对朝廷大臣下手?当然,他们这些爪牙只是按魏忠贤的旨意行事而已。天启三年起,魏忠贤以秉笔太监的身份主管东西两厂事宜,他还运用锦衣卫指挥使田尔耕及镇抚许显纯之流,对官民施以酷刑。田尔耕、许显纯还是魏忠贤的干儿子,“厂卫”狼狈为奸,其祸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厂卫”爪牙对魏忠贤惟命是从,每一场审讯,如魏忠贤所派的旁听没到场,他们是不敢擅自提审的。所谓“必伺忠贤旨,忠贤所谴听未至,不敢讯也。”

魏忠贤为何要毒杀杨涟等大臣?说来话长,自明万历始,东林、阉党之争始终没有停息。神宗以来,党争仍在继续。非东林党人企图借助魏忠贤势力搞垮东林党人,于是纷纷依附魏忠贤。这样,魏忠贤在外廷的势力也逐渐扩张,东林党人和一些正直的人士不断受到陷害。天启四年(1624)六月,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列举了二十四方面的罪恶。

接着有都给事中魏大中、抚宁侯朱国弼、南京兵部尚书陈道亨等七十多人交章论列魏忠贤的不法行为。叶高向和礼部尚书翁正春也上疏请熹宗谴责魏忠贤,以平息百官的愤慨。然而,熹宗不仅都不答应,还对进行弹劾的官员严旨切责。这样,魏忠贤见自己的地位已经比较稳固了,就开始反扑,一大批反对魏忠贤的官员被杖死、逼走、罢黜、革职、排挤。

接着,魏忠贤和同党加紧了对正派官员特别是东林党人的迫害。他们搞了个黑名单,将顾宪成等一百多人看成“邪党”,利用厂卫特务进行不择手段的打击。凡被缉拿的人,不论是否真的有罪,几乎都要弄的家破人亡,当时被杀害的人不可计数。其中,“六君子之狱”为规模最大。天启五年,魏忠贤及其党羽炮制假供词,诬陷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六人,其中诬陷杨涟贪赃银二万两。厂卫爪牙对六人严刑拷问,最后在狱中将他们谋害。

杨涟死时,土囊压身,铁钉贯耳,惨不忍睹。其他“七君子之狱”和“《三朝要典》炮制案”,也有一大批官员被残害。魏忠贤为何如此横行不法,甚至敢自称自己的命令为“旨意”,无非是玩弄手段利用了当朝皇帝对他的宠幸。魏忠贤,只是一个文盲混混,因为与明熹宗朱由校的乳母客氏勾结,利用这个紫禁城里最有权势女人,得到了司礼监秉笔太监职位。作为明熹宗的玩伴,又利用昏庸皇帝终日沉浸于木匠工艺世界的机会,代行了皇权之事。同时,魏忠贤又利用了大明帝国文官集团的内讧与分裂,罗党羽,取得了“九千岁”的高位。

从此,他大权在握,肆无忌惮,横行不法。他指挥的“厂卫”武士,已增加到上万人,整日在紫禁城“裹甲出入,恣为威虐”。他勾结客氏假传圣旨,令明光宗的选侍赵氏自尽,将有身孕的裕妃张氏杀害,将成妃李氏的封号革去,将张皇后的胎儿打掉,被他们谋害的国戚、宫嫔、官员、太监不计其数。百姓闲谈,如若触犯魏忠贤,往往遭到逮捕杀戮,甚至被剥皮、割舌、被杀害的人多的难以计数。有一天夜间,京城有四人在家喝酒,有一人喝醉了大骂魏忠贤。可骂声未了,厂卫爪牙就将四人抓走,当场将骂魏忠贤的人撕成碎片,另外三人吓得“魂丧不敢动”。

魏忠贤和“厂卫”如此嚣张,不能不说是明朝恐怖政治的制度的恶果。《明史?刑法志》介绍了“厂卫”历史。明太祖时曾由锦衣卫办理过案件,后来禁止了。明成祖在北京起兵,刺探南京皇宫内部情况,多利用建文帝的侍从人员。所以,明成祖即位后,专门依靠太监,在北京东安门北边设立了东厂,委派宠臣作主管,负责秘密侦查阴谋叛逆、造谣惑众等重大恶性案件,同锦衣卫的权力相当。

明宪宗时期,下令设立了西厂,参与办案。到天启年间,魏忠贤以秉笔太监身份主管东西两厂后,锦衣卫与东西厂常相勾结,狼狈为奸。明代的“厂卫”名义和权力有过更换,但作为皇帝私人的特权侦探机关,监察侦伺一切官民的特务性质没有变过。吴晗先生在他的《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一文中指出:厂卫是凌驾于国家司法机构的组织,有任意逮捕官吏平民,加以刑讯判罪和行刑的最高法律以外的权力。厂卫如此

“层层缉伺,层层做恶,人人自疑,人人自危,造成了政治恐怖。”

明代皇帝设立“厂卫”,源自对自己统治的危机感。如吴晗先生所说:“在旧式的政体之下,皇帝只是代表他的家族以及外环的一特殊集团的利益,比较被统治的人民,他的地位不但孤立,而且永远是在危险的边缘,尊严的神圣的宝座之下,酝酿着待爆发的火山。为了家族的威权和利益的持续,他们不得不想尽镇压的法子,公开的律例、刑章,公开的军校和法庭不够用,也不便用,他们还需要造成恐怖空气的特种组织,特种监狱和特种侦探,来监视每一个可疑的人,可疑的官吏。”

宦官专权与特务统治的紧密结合,是明代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厂卫”横行,不仅造成了士大夫不安其职,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的人人自危、人人侧足的恐怖气氛,而且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和政治风气。厂卫威权日盛,使“厂卫”二字成为凶险恐怖的象征,破胆的霹雳。统治者企图倚仗“厂卫”消除孤立自危心理,维护统治地位,只能是养虎遗患,贻害无穷。正如《明史》所说:“然帝倚厂卫益甚,至国亡乃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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