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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人民共和国的现代化之路0经济

发布时间:2020-02-25 16:31:41 编辑:笔名

胡鞍钢:人民共和国的现代化之路

在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完成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入的社会变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党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正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生机勃勃地首创灿烂的未来。

在这个承前启后的历程中,有一条既不同于前人,也不同于他人,既是史上,也是世上独一无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之路。这条中国之路,是中国共产党的集体创新,也是中国人民的集体创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书写自己的现代化之路。

这条社会主义的中国之路,我们称之为“人间正道”。

在中共10八大即将召开之际,为探讨中国之路如何命题,如何定义,如何创新,如何为国人造福、为世界多做贡献,专访了胡鞍钢教授。

毛泽东、邓小平是中国之路的倡导者和开创者

玛 雅:在建国60年之际,你写了《中国之路()》1文,提出“中国之路”这个命题的背景是什么?

胡鞍钢:“中国之路”这个命题,西方人提得比较多。国际上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改革将近十年开始,对中国的发展前景始终有不同的看法、辩论和推测,从费正清的“伟大建设论”(1987)、尼克松的“巨人苏醒论”(1988),到90年代的“中国威胁论”、“唱衰中国论”和21世纪早期出现的“中国经济崩溃论”,再到后来雷默的“北京共鸣论”、伯格斯腾的“中美共治论”,即所谓的“G2论”,马丁的“中国统治论”,等等,可谓众说纷纭、“百家争鸣”。

对“中国模式”的探讨之所以构成新的国际学术热门和争辩点,是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遇到了巨大挑战。1989年冷战结束时,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文章《历史的终结》,乐观地宣称,历史以自由民主终究克服了共产主义独裁而“终结”。但是后冷战时期世界发展的事实证明,福山所提出的“历史的终结”并没有出现;相反,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却在2008年延续至今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堕入惊骇和忧愁。2010年,比较西方与中国的发展,德国学者桑德施耐德在《民主在衰退,独裁者东山再起》1文中写道,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极大地打击了西方民主国家的信心,像中国这样的非民主国家已上升为举足轻重的地缘政治大国。中国在保持威权独裁体制的同时,从贫困的不发达国家转变成为实现了一定富裕程度的社会。以中国为代表的“成功的威权体制”,对西方民主制度带来了挑战。

“自由市场经济 + 1党独裁”,这是西方学界对中国模式最主流的看法。例如,英国剑桥大学斯特凡·哈尔珀2010年在《北京共鸣:中国的独裁模式将如何主导21世纪》中认为,对西方资本主义,来自中国的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军事上的威胁,都不是最大的威胁;最大的威逼恰恰是来自政治上的和文化上的威胁,特别是中国的“专制(政治)市场经济”模式。这1模式,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大批中产阶级的出现,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破坏独裁主义,而是在事实上鼓励了独裁主义,让一党独裁通情达理地成为社会稳定的唯一保障。这对发展中国家极具吸引力,他们的领导人渐渐不以实行西方自由市场(政治)民主模式为目标,而是学习中国,先对外开放投资,允许国内私营部门发展,但是执政党控制着政府、司法部门、军事和信息。这会削弱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价值,包括人权、法治和言论自由等。哈尔珀认为,美国和中国不是火伴,而是“政治对手”。中国模式正在夺取西方模式的优势,让西方在世界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小。

由此可知,随着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经济衰落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兴起,中国不可避免地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中国模式不可避免地成为国际学术界争辩的热门。在这当中,具有西方主流意识的学者最为担心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将极大地吸引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学习和鉴戒,从而对长时间统治世界的西方主流价值观构成巨大的挑战。这就是我们讨论“中国之路”的国际背景,也因此,需要我们对这1命题作出自己的回答。

玛 雅:那么从中国来说,提出这个命题是要回答甚么问题?这些问题是否是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60年来的发展道路上努力寻求解决的问题?

胡鞍钢:我们提出中国之路这个命题,需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有没有中国之路这样一条道路?第二,中国之路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它是怎样构成的?它的历史动因和发展轨迹是什么?第三,未来的中国之路朝向那里?如何继续走出一条崭新之路?这三个问题,纵观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国之路的开创者和领导者们一直都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中国之路这个命题是由毛泽东首先提出的。他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总结新中国七年来的发展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10大关系,提出了合适当时国情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思想。这是毛泽东力图突破苏联模式,走出中国自己道路的初步探索。毛泽东指出:“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照抄是一定会上当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

最经典的中国之路的倡导者是邓小平。他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提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动身。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鉴戒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历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很多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谛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时间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他在1987年10月再次强调指出:“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

这里,邓小平首先继承了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同时也创新性地提出了“解放思想”的基本思路,从而构成了务实主义与创新主义相结合的改革开放思想路线和方法论。3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证明,在坚持实事求是的同时大胆解放思想,这是十分智慧的政治思惟。这也十分清楚地反映出中国之路的基本经验。

玛 雅:作为1名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者,你对中国之路如何理解?如何定义?

胡鞍钢:我对中国之路的定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之路”,我的观点集中反应在《2020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书中。这条道路的发展包括三个基本因素,是一个不断增加这三个因素的进程。

第一是不断增加现代化因素,最大限度扩大生产、创造财富,最大限度利用现代知识、科技、教育、文化和信息要素。本质上看,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后来者、落后者,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不断追逐发达国家的进程,包括经济追逐、教育追逐、科技追逐、信息通讯技术追逐等。

第二是不断增加社会主义因素,共同发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政治优势。这是毛泽东留下的最重要的历史遗产,虽然他的许多创新实践都没有成功,比如人民公社、干部下放劳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等,但是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执着探索和努力,成为中国现代历史前进的动因和财富,成功是财富,失败也是财富。在中国这个有着56个民族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只有不断增加社会主义因素,才能凝聚人心,动员整个社会的各种资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气力,在政治上实现长治久安,使国家统一强大。我把这称为“国家公益性产品”,是指在全社会范围内提供能够促进和保护全部人民的利益、福祉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国家公益性产品关乎全部人民的利益和福祉,没有它,所有的人都受损。这就犹如新鲜空气,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也感觉不到它,但是每个人每时每刻都离不开它。

第三是不断增加中国文化因素,对构建中国特色的理想社会有重大创新,比如建立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学习型社会等。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的理念概括为“八个社会、一条道路”,即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社会、全民学习型社会、全民健康和全民健身社会、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安居乐业型安康社会、开放创新型知识社会、和谐稳定社会,和民主法治社会;一条道路是,坚持对外开放、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我称之为中国之路的理想社会。这是基于中国自觉,反应了中国对本身发展道路和理想社会的自我认识、自我意识、自我选择。也就是说,中国在自觉地建设具有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自觉地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自觉地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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